如何把握非法經營罪的尺度？深圳經濟犯罪律師講完你就知道啦
被告人蔡某系中國臺灣人，來大陸銷售一種內部沒有任何信息的空白SIM卡和可以在該卡內復制最多可達16個手機號的復制器。那么對于相關法律法規你了解多少呢？快來和深圳經濟犯罪律師一起看看吧。
蔡某在上海開設公司并銷售上述SIM卡和復制器，銷售金額達58萬余元，后被檢察機關以非法經營罪提起公訴。起訴理由是，蔡某違反國家規定，未經許可經營行政法規規定的專營物品，情節特別嚴重。蔡某辯稱，其曾咨詢過律師，律師說大陸對這種銷售行為沒有禁止性規定。
據查，蔡某之前曾在廣東省東莞市有過相同的銷售行為，后被當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查封。但最終東莞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予以解封并且沒有作出任何處罰，其理由是，現行政策法規對蔡某的這種銷售行為沒有明確的規定，而根據有關規定，銷售SIM卡并不需要許可證，故他們沒有處罰的法律依據。上海某人民法院最終對蔡某以非法經營罪作出了有罪判決。但是，我們認為該判決值得商榷。如前所述，非法經營罪的成立必須以違法性認識為前提。
該案中，國家對有關電信經營許可的規定本身并不明確，換言之，就是并未將蔡某銷售的這種產品納入有關須經許可的電信業務的范疇。加上之前東莞工商行政部門也未對蔡某的這種銷售行為予以處罰，故沒有理由認為蔡某明知其銷售行為違反國家規定仍故意為之。
因此，我們認為蔡某主觀上不具有違法性認識，該案不宜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刑事責任。對于那些確有證據證明自己不知道違反國家規定的行為，不宜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刑事責任。有的法律、法規在公布之日起施行，但有些地方非常偏僻，交通不方便，公民無法通過通訊、新聞、電視、報刊等渠道了解有關情況，這時在客觀上存在公民確實不知道該行為違法的可能性，如果實施了該法律、法規所禁止或限制的經營行為，就不應以非法經營罪論處。
而當法律、法規在當地能夠讓人知曉時，行為人辯護其并不知情，則應推定行為人明知。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法律的規定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政策變化的制約，其內容隨社會的發展而變化。
如果法律、法規已不再將某種物品規定為專營、專賣物品，不再將某種經營行為視為非法經營行為，這種行為即使原先能夠構成非法經營罪，此時也不能再定非法經營罪。判斷行為人在主觀上是否明知自己的經營行為的非法性，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因素加以考察：
?。?）是否是眾所周知的專營、專賣產品
?。?）行為人的專業知識水平
?。?）行為人從事經營活動的經驗和閱歷
?。?）行為人因同樣的非法經營行為曾經受過行政處罰
?。?）存在其他證據表明行為人了解國家有關專營、專賣以及禁止買賣經營許可證、進出口許可證及其他批準文件的規定。
其二，是否發展必須以牟取非法企業利潤為目的。有人可以認為，非法生產經營罪的主觀因素方面由故意構成，并且需要具有牟取非法獲取利潤的目的，認為“如果行為人之間沒有以牟取非法利潤為目的，而是學生由于他們不懂相關法律、法規，買賣公司經營管理許可證的，不應當以非法進行經營罪論處，應當由主管部門對其追究行政工作責任”。
我們研究認為，這一理論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缎谭ā芬幎ń處煴旧聿⑽磳ⅰ耙阅踩》欠ɡ麧櫈槟康摹弊鳛橹匾獥l件。現實生活情況是千變萬化、錯綜復雜的，一旦將之作為一種主觀要件，萬一出現不以牟取非法利潤為目的的非法經營活動行為，而這種教學行為又具有相當大的社會環境危害性，將難以追究其刑事責任。
這個問題的講解暫時到這里，總的來說，法律的規定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政策變化的制約，其內容隨社會的發展而變化。我們正在建設法治社會，法律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識大有裨益，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預防犯罪行為的發生要比處罰已經發生的犯罪行為更有價值，更為重要。如果您還有更多疑問，歡迎聯系我們的深圳經濟犯罪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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